如今关于药品研发领域如何嫁接互联网医疗新技术与新模式有诸多讨论。乐观言论有很多，悲观言论也不少。套用那句话机遇与挑战并存。Forbes英文网站上，该领域的专栏作家David Shaywitz不久前撰文表达他的观点。

在过去的数年里，我一直都在试图证明数字化可以给药物的研发带来巨大的转机。理由如下。

首先，这种技术能让我们更加透彻地了解到病人在遭受病痛折磨时的亲身体验，并为我们揭示出那些全新疗法中独一无二的特点。它还能指明需要那些新药物能在哪方面起作用。

其次，数字医疗疗法能显示更丰富的关于某种疾病病理特征的读数，并通过其独有的可设定的基本识别机制为我们揭示出这种疾病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别。通过这种特性，数字医疗在很多方面都能派上用场，比如提高病人遵循医嘱的几率，人口的分析，辅助完成临床诊断等等。

是的，制药公司已经开始慢慢接受互联网医疗了，公众也为此开始赞美和欢呼胜利了。但我却不这样认为，至少从研发角度上来看，事情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我看来，互联网医疗在很大程度上还仅仅停留在“创新且需实践”的阶段上，而并不是像公众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具有极大市场需求”的行业(比如药理学)。药物研发部门仅仅是刚刚开始涉足数字医疗而已(就这种程度他们就已经为自己的勇敢而高兴了)，而且能让他们对互联网医疗产生兴趣的绝不会是我所说的那种“pig committed”

在我和一些制药公司研发部的负责人的谈话过程中，这个领域还面临着两个挑战。

保守成为最大的障碍

第一个挑战就是，当前的制药公司都十分保守。在公司内部，老一套的行业规矩很难被打破。关键是，制药公司还经常将自身反对改变的原因推卸到别人头上，总是说着一些“管理太严格”，“我们也想改可是药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不会支持”等类似的托辞。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很鲜活的例子来证明。这个例子里，我引用了Dr. Ethan Basch对《新英格兰药物周刊》的评论。在这个评论里 ，Basch断言，如果制药公司能够深入地去了解一些受到癌症患者热捧的药物，即使这种药物不能让癌症死亡率下降，这种了解也会刺激公司去研发和售卖更多深受患者追捧的药物。但是，Basch却发现，有一种新兴的第二代抗癌药满足了这个标准，却依然被制药公司无情弃用。这种第二代抗癌药品比第一代相比，具有更低的耐受性。仅仅是因为没能明显降低癌症死亡率，研发机构就将面临巨额赔偿。而对患者对这种药的明显偏好(如果他们有机会说出来的话)，制药公司却视而不见。

我认为，药物的研发难以被到以患者为中心的互联网医疗科技动摇。以上这个二手例子虽然还不能支撑我的观点，但是，却实实在在的重现了那些药物研发人员的现有思维模式。

另一个能表现出当前制药公司思维保守的例子则是它们对寻找新的试验指标endpoint所产生的焦虑——究竟是屈服于现实还是以患者为中心。即使有些制药公司已经意识到当前现有的疾病终点指标endpoint与患者的实际情况也许并没有必然联系，但要说服它们去寻找一个新的更能体现病人状况的终点指标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更何况，还没人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获得监管当局对这种新终点指标的认可。皮克斯电影公司的2007年的动画片《料理鼠王》曾经有这样一句台词：“新人更需要朋友”，而如果把这句话用来形容制药公司对Endpoint的态度上再恰当不过。

如果你想真真切切的感受一下市场上的制药公司有多保守的话，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吧。制药公司把人工记录数据到电子获取数据的转变看做是对传统临床研究的倒行逆施。我认识的一位外科医生曾对我说，在他的专业里，制药公司拒绝参照全新endpoint，它们甚至依旧采取旧有的人工记录模式来记录症状。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现有药物的研究都是采取的人工记录和现有endpoint的旧研究模式。既然他们觉得这两点都没有采用数字化模式，他们也就拒绝向数字化转变了。

新手段仍需进一步证明自己

互联网医疗技术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则是，制药公司认为，能够证明数字医疗有如此独特功效的证据少得可怜，而且这些证据还缺乏临床研究所重视的严谨性。而这种批评的言论被一些权威科学家认为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保守，这些科学家认为制药公司没有创新精神。

这些科学家的想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回望医学发展的历史，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看上去有用但实际收效不大的技术与疗法。比如，运用抗心律失衡药来防止心脏病后的心源性猝死，或者利用干细胞移植技术来帮助治疗乳腺癌。

要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数字医疗的功效是必要的，但是这条道路上的困难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从生物标记技术上得到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在最一开始，公众乐观的认为，只要研发出这种用途广泛，获得便捷的分子级别的识别器，就能够为药物研发提供大量的帮助，因为这样的分子识别器能够显示出现有疗法的工作机制。但是，大量的实践证明，要研发一个可靠的生物标记器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困难也更复杂(有些人至今还没正确意识到这点)。对于这一点，我推荐读者去收听Mendelspod上的一个关于Anna.Baker采访的音频，听后，读者们就能真切的感受到研发生物标记物的复杂程度。在我看来，我们的数字医疗技术(或是数字生物标记技术)比分子生物标记技术落后了大约十年。但愿，分子生物标记技术的研发过程中所带给我们的来之不易的经验，包括必要严格的数据收集和脚踏实地的效用分析，能让我们加快采用数字医疗技术的步伐。

跟其他疗法相比，互联网医疗技术的一个最明显的优点就是比生物标记技术更贴近生活。 我们都对可穿戴技术很熟悉了。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要时刻关注自己有没有生病的征兆，并要求医生也一起关注。许多医院也正在试图寻找一种能和可穿戴设备合作的方法。 还有很多学术型的医师也开始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去审慎评估现有的技术，并开始研发新的疗法了。

言归正传吧，我很高兴的看到，互联网医疗技术正在慢慢地被临床药物研发所接受，这样会给病人带来许多好处。确实，革命还尚未成功，但是我们已经离它不远了。